1.《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与版本
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创作了《三国志演义》这部历史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大约成书于明初。
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嘉靖壬午年(1522)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另有存世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史传》。清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以“演义”本为基础，也吸取了“史传”本的若干内容，对回目和正文作了较大的修改，编成后人简称的《三国演义》。
2.《水浒传》用白话塑造传奇英雄的群像
《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体小说的典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超伦绝群而又神态各异的英雄形象。
1.注意多层次地刻画人物的性格。比如写李逵莽撞，有时也写他真率；写鲁智深粗豪，有时也写他的机智，写他的精细。
2.在具体描写手法上故意创造类型相同的人物，描写冲突相似的情节，以犯中求避，相互映衬。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写二解争虎等。
3.小说在描写某些人物时，能展现其性格在环境的制约下有所发展和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林冲：在高衙内调戏他妻子时，他怕得罪上司，息事宁人；发配沧州时，他仍抱有幻想，希望能够回去“重见天日”；恶势力步步进逼，他处处忍让；最后到忍无可忍，使他积愤喷发，手刃仇人，奔上梁山。
4.和《三国演义》一样尚不脱“超人”的气息，如鲁达倒拔杨柳，武松徒手打虎等；与此同时又把超凡的人物放在现实的生活背景上，让他们在李小二、武大郎、潘金莲、阎婆惜、牛二等市井细民中周旋。
3.《水浒传》的社会影响
《水浒传》所写的本来就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故必然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1. 一批进步的文人纷纷借它来批判社会的黑暗和不平，抨击言行不一、人性扭曲的“假道学”。
2.对于此起彼伏的造反者来说，《水浒传》也对他们起过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
4.《水浒传》的文学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水浒传》也具有崇高的地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志演义》一起，奠定了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
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幷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2.《水浒传》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宝剑记》等三十余种。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都有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剧目。至于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及各种民间文艺等，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世情小说《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
5.李梦阳和前七子的文学复古
明代中期文学复古思潮轫于前七子的文学活动。
1.前七子的某些复古论点透露出他们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对文学本质新的理解。李梦阳认为认为“今之文”受宋儒理学风气的影响，用同一种道德模式去塑造不同的人物，其结果造成“文其人如其人”的古文精神的丧失。在贬斥文学“主理”现象的同时，李梦阳提出文学应重视真情表现的主情论调，他将民间创作与文人学子作品进行对比，以为“真诗乃在民间”。反映了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文学观念由雅向俗转变的一种特征，散发出浓烈的庶民化气息。
2.前七子以复古入手来改变文学现状的态度也包含着某些弊端，他们过多地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这些都多多少少束缚了他们的创作手脚，影响了作品中作家情感自由充分地流露。
3.从前七子创作情况来看，重视时政题材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跟前七子中一些成员
自身的政治命运和干预时政的勇气有关。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或描写个人生活遭遇，或直言政治弊端与民生忧苦，有较为浓厚的危机感与批判意识。除时政题材外，李梦阳等前七子也注意将文学表现的视线转向丰富的民间生活，从中汲取创作素材。
6.前后七子文学复古的得失与影响
得失：从前后七子文学活动的积极意义上看，首先它们在复古的旗帜下，为文学寻求了一席独立存在的地位。李梦阳等前七子在文坛高举复古大旗，与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地位、积极探索文学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联系。
其次，在重视文学独立地位的基础上，前后七子增强了对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对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创作实践发起了一定的冲击。如后七子提出重“辞”而轻“理”的主张，虽有过多地注重文学形式的一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以重形式的手段来摆脱文学受道德说教束缚的要求。而前七子则明确地将复古的目的与文学表现作家真情实感、刻画真实人生的追求联系起来。
尽管如此，前后七子复古活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他们在复古过程中寻求消除文学旧误区的办法，却又陷入了文学新的误区——在拟古的圈子中徘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便是他们的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存在着距离，求真写实的观念幷未在他们的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为数不少而缺乏真情实感的模拟之作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水平。
影响：前后七子发起的文学复古思潮，在当时的文学领域产生过不小的震动，同时也给后世文坛带来了直接与间接、正面与负面的种种影响。比如活动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的诗人沈德潜，曾标榜前后七子的复古业绩并且着眼格调，直接继承了前后七子复古的衣钵。从另一方面来看，前后七子一些文学变革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开启了后世文学新精神。
7.《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
《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相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但两者演化的特征并不一致：《三国》、《水浒》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生发与虚构，是“实”与“虚”的结合而以“真”的假像问世；而《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则是将历史的真实不断地神化、幻化，最终以“幻”的形态定型。
玄奘取经原是唐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贞观三年(629年)，他为追求佛家真义，经历百余国，费时17载，前往天竺取回梵文大小乘经论律657部。这一非凡的壮举，本身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归国后，他奉诏口述所见所闻，由门徒辨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取经的故事在社会上越传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笔记如《独异志》、《大唐新语》等，就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取经故事在元代渐趋定型。
《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是谁，迄今无定论。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直到本世纪20年代，经鲁迅、胡适等人的认定，《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的说法就几乎成了定论，此后出版的小说和史论，一般都将《西游记》归之于吴承恩的名下。但国内外的一些学者也不断提出质疑。在目前正反两方面都未能进一步提出确凿的证据之前，还是将吴承恩暂定为《西游记》的作者。
(西游记其他内容暂略)
8.潘金莲形象分析
“乖女”与“恶妇”—由被害者到害人者。
《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公认的妒妇泼妇典型。其名来自于《水浒传》，但却又不完全是《水浒传》之人物。《金瓶梅》中潘金莲已跃升为主要人物之一。但是，其残忍歹毒的性格也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可以说，她的人生的悲剧，亦是那个万恶旧社会的悲剧。
其实，潘金莲先天的条件并不是很差。她“自幼生得有些姿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而取名“金莲”。如果不是家庭发生变故，我们甚至可以讲，她或许会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可是很不幸，由于父亲的早亡，母亲再也难以把她抚养长大，因而九岁便被卖在了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后来阴差阳错被迫嫁给了又矮又丑的武大郎为妻。潘金莲之不幸，可谓大矣。然而在封建的旧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的命运根本就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尽管如此，金莲还是有很多的抱怨，想想也确是如此。一个俊俏媳妇，却嫁给一个“三寸丁古树皮” 般的矮个男子，心里的委屈可想而知。
而这，却是潘金莲人生大悲剧的开始。古人尚云“食色，性也”。想潘金莲这样一个有着正常心理和要求的女人，而自己的丈夫又是那样的猥琐，如何满足得了？当潘金莲猛然一眼看到“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打虎英雄武松时，使得她的内心春意荡漾，这与其说是她的一种堕落，毋宁说是她对美好姻缘的一种追求。但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反而受到了武松的严厉地拒绝与羞辱。这是潘金莲遭受的一次重大打击，也是其渐渐蜕变的开始。
潘金莲之恶，首先体现在毒杀武大上。其次，潘金莲之恶，还体现在计杀官哥上。潘金莲计杀官哥，可谓一环紧扣一环，读来真是令人毛骨惊然。其老辣歹毒，残忍无常，与当初毒杀武大之时，是何其的相似。至此，潘金莲可谓由一个本堪可怜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残忍、恐怖的“害人者”。
潘金莲这种妒妇性格的形成，在那个封建社会的大家庭里，可谓有其历史的必然。比
如西门庆，除了一妻五妾，还要经常寻花问柳拈花惹草，奸淫过众多女子。这种一夫多妻制的存在，使得妻妻妾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争风吃醋几乎成为一种必然。而潘金莲作为一个裁缝的女儿，本就出身贫寒，后来虽然成为西门庆的第四房妾，但仍地位低下。在与李瓶儿争宠之时，亦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而，她不得不使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用阴谋诡计来战斗。这样，为了争宠固宠的需要，每个人时时处处都处于一种紧张怀疑的状态，这也导致了其性格变得残忍、变态与嫉妒。
9.《金瓶梅》有关内容
《金瓶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部“奇书”。它的“奇”，不但在于使中国的长篇文学作品由“英雄传奇”迈入了“家庭时代”，开创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创造了世情小说的典范，更重要的是其对社会黑暗腐败的深刻暴露，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末世风俗”的世情画卷。其后的《红楼梦》等经典名著，无不受其巨大影响。
《金瓶梅》的成书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成书之后，最初是在文人间以抄本的方式流传的，后来苏州或杭州便有了刻本，其后才有了丁巳本的《金瓶梅词话》。这之后，《金瓶梅》便大行于世。
古人云“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孔子亦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性”作为人类生活与文化必不可少之一部分，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好奇与关注。从远古时候的“生殖崇拜”，到当代的“性文化展”，性一直存在于人类文明社会的生活中。与之相关的，艳情文学作为展示“性”的一种赤裸裸的特殊文字载体，亦有自己独立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到了《金瓶梅》，艳情描写才成为作品系统、完整的一部分充斥其间，因而《金瓶梅》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一座分水岭。自《金瓶梅》后，诸“世情书”向两个极端方向发展，一个是“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小说，一个则是堕入纯粹“自
然描写”的艳情小说。在《金瓶梅》之后，涌现了大批这样的淫书秽书。如《肉蒲团》、《痴婆子传》等等，则是其典型代表。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一部“奇书”。它诞生数百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命途多舛，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中大量“艳情描写”的存在。这些描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甚而是差别很大的看法与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明代还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时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的渐趋稳定和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日益繁荣，统治阶级亦渐趋腐朽，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进一步削弱。反映在文学上，便是个体个性的突出张扬与人欲的直接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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