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上)作业二

——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的关系

班级：103133 学号：35 姓名：杨扬 “匈奴”之名，最早见于《逸周书》、《战国策》等先秦文献，但译名繁多，至《史记》史称匈奴，并详载了它的历史，所以司马迁被称为“匈奴学”的奠基人。

“胡”和“匈奴”并非汉人对这个游牧民族的蔑称，而是他们的自称，匈奴狐鹿姑单于在致西汉汉武帝的文书中就说：“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①用“胡”泛称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是以后的事。 匈奴起源：按《史记》，匈奴人的先祖是夏朝的遗民，向西迁移的过程中融合了月氏、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白种人。《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薰粥，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山海经·大荒北经》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史记索隐》引张晏的话说：“淳维以殷时奔北边。”意即夏的后裔淳维，在商朝时逃到北边，子孙繁衍成了匈奴。还有一说认为，移居北地的夏之后裔，是夏桀的儿子。夏桀流放三年而死，其子獯鬻带着父亲留下的妻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即是中国所称的匈奴。部分学者根据《史记》记载的后半段文字，认为匈奴原是山戎、猃狁、荤粥。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把匈奴名称的演变作了系统的概括，认为商朝时的鬼方、混夷、獯鬻，周朝时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是后世所谓的匈奴。“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 还有一说，把鬼戎、义渠、燕京、余无、楼烦、大荔等史籍中所见之异民族，统称为匈奴。至汉代，“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并为一家，”

兴起时代：冒顿单于时的匈奴匈奴国的全盛时期从前209年至前128年，即冒顿、老上、军臣三单于时期，相当于中国从秦二世元年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在伊稚斜单于时期，国力被汉军打击由盛转衰。 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宠爱后妻阏氏，生了个小儿子，头曼便想立幼子为下任单于，就设法杀害长子冒顿。他派冒顿到月氏（甘肃张掖）当质子，随后派兵疾袭月氏，想借月氏之手杀死冒顿，冒顿极有胆识，抢了月氏的战马，支身一人逃回，头曼没有口实杀掉冒顿，只得作罢，后冒顿知道真相后，即对父亲及后母产生报复之意。他先训练了一支军队，并要求当他响箭射向何处，部队即射向何处。他先后以其爱妾、其父的爱马为目标，将未射箭者处死。其后等时机成熟，即将响箭射向头曼单于，使其部队射死头曼单于，冒顿并发动政变，杀死后母及不服他的将军大臣，夺取了单于之位。

冒顿单于继位后，开始对外扩张。在大败东胡王之后，随即并吞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匈奴别部，居河套以南），并收复了蒙恬所夺的匈奴地及汉之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等郡县。并对汉之燕、代等地进行侵掠。向西进击月氏，老上单于继位后，大败并杀死了月氏王，迫使月氏向西域迁徒。北方及西北一带的丁零、浑庾、屈射、鬲昆、薪犁等部族先后臣服于匈奴。

西汉前期，匈汉边界地区汉方一侧，非军事人员并不很多，除了“奸阑出物与匈奴交”的中原民间商贾以及逃亡人员外，再就是那些为守边戍卒们运送给养器械的人员以及双方的使节，史书中不见其他人等出现的记载。那时，汉朝主要是在匈汉边界地区设置障塞烽燧，遣将吏发戍卒以警戒守备边境。所遣发的戍卒，则来自不同的郡县。这些戍卒们远离家乡，到地理环境及自然条件都不习惯的边境地区去值更，一般都需要经过一段时日之后，才能熟悉、适应戍守地的环境。但是汉朝的戍卒“一岁而更”，在他们刚刚适应环境，能较好地完成戍守任务时，更期已满，新来的又需要时日熟悉。这种情况给戍卒家庭以及西汉朝廷均造

成了经济负担，而且戍守效果亦不佳，因为这些戍卒们总是“不知胡人之能”。每年都要进行的调新更旧，亦增加了各有关衙府的负担。至西汉文帝时期，晁错针对这种情况，在他所上的守边备塞之策中建议：“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并且在“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为中周虎落。先为室屋，具田器”，然后募民，徙塞下居住。于是，与匈奴连接的西汉边境地区，人口遂比以前增多。

平城之围：平城之围也称白登之战。汉初，由于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利用自己兵强马壮的优势，乘机夺取了长城以北汉朝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北部中国的统治。为了防御匈奴的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②为理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汉高祖六年（公元前２０１年）秋天，冒顿领兵入侵长城，一直打到马邑城下，把韩王信围困在马邑城。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带兵攻打韩地有功，被刘邦封为韩王。因刘邦疑韩信有二心，将他远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要求和解，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出兵交战，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来往，怀疑韩玉信可能要叛变，就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刘邦。在紧急情况下，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刘邦亲自给韩王信写了封信，申明大义，对他进行劝告、指责和警告。信中说：“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于君王”③ 刘邦的这番话不但没有挽回形势，反而促使了韩王信的叛变。他见刘邦如此口气，深知处境的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了马邑城，投降了匈奴。接着，韩王信与匈奴勾结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下太原郡，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山西大部分地区。为了进一步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统治，汉高祖七年（公元前２００年）冬天，刘邦亲自带领三十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汉军进入山西后，连连取胜，特别是铜（革是）（今沁县一带）一战，大获全胜，使韩王信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部下将领王喜被汉军杀死，韩王信逃奔匈奴。之后，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等拥立战国时赵国后代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以南至晋阳一带，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又在晋阳打败了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了晋阳、离石等六城，攻下楼烦等三城。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冒顿故意以残兵示汉，将大军隐藏起来。汉军侦察人员几次往返阵前，也没有看破匈奴的假象，信以为真，就把侦察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刘邦。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汉军刚刚过了勾注山（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设防产生了怀疑，提醒刘邦不要冒然进兵。他说：“两国相击，此宜夸矜见所长，今臣往，徒见羸瘠、老弱，此必欲见短，伏奇兵以争利。愚以为匈奴不可击也”④刘邦不听劝告，而且将刘敬抓了起来，囚禁在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处理。刘邦带领兵马一进入包围圈，冒顿马上指挥四十万匈奴大军，截住汉军步兵，把刘邦的兵马围困在白登，使汉军失去联系，不能相救。虽经几次激烈战斗，也没有突围出去。之后，冒顿率领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的骑兵是清一色白马，东面是一色青马，北面是一色黑马，南面是一色红马，企图把汉军冲散。结果，双方损失很大，一直相持不下。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严寒，还飘着雪花。汉军士兵不习惯北方生活。冻伤很多人，其中冻掉手指头的就有十之二、三。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⑤，可见战争之苦。在不

利的形势下，为了扭转败局，刘邦凭借白登地势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指挥汉军昼夜加强防守。匈奴围困了七天七夜，也没有占领了白登。刘邦的突围之策史书中没有详细记载，只是说刘邦采用了陈平秘计，才得以解围。陈平秘计是什么？“其计秘，世莫得闻”⑥

和亲政策: 在古代，汉族统治者与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有时为着一定政治目的需要，通过联姻缔结和好关系，被称为“和亲”。和亲作为统治者的一项政策，则始于西汉初。公元前200年，刘邦率军北击匈奴，冒顿用计诱使汉兵深入，围汉高祖于白登。7日后冒顿疑韩王信部将与汉有谋，开围一角，汉高祖遂突围。此事件后，汉边将经常有降匈奴的人，而冒顿也常借机袭扰汉之雁门、云中等地。汉高祖无力还击匈奴，遂采纳娄敬建议，以宗室女出嫁给冒顿为阏氏(匈奴单于的妻子或妾称阏氏)，并每年给匈奴贡品絮缯、酒米食物，与冒顿结为兄弟。这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和亲关系的开始。后为各王朝所效法，如隋唐时，曾与突厥、回鹘、吐蕃、吐谷浑等和亲；辽朝与西夏、回鹘喀剌汗王朝均采用过和亲政策。该政策终于清代。

募兵备边：西汉前期仅见高祖为汉王时曾有招募之举。但自西汉武帝以后，则募兵次数渐繁、地位日显重要。募兵自武帝后之所以推广，这和征兵制不能完全适应当时战争发展的新形势有关。在作战对象转移、战略战术变化和武器装备更新的情况下，若只“征”不“募”，有碍战争，不足以御敌取胜。西汉军队的作战对象，在“七国之乱”前，主要是平息“内忧”，解决“王国”势力问题；其后，则主要是反击“匈奴”，消除“边患”。《汉书·窦田灌韩传》说：“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飙风，去如收电，畜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无常处，难得而制。”它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是汉廷北部的劲敌。

西汉建国之初，高祖亲自带领三十万兵力出击匈奴被“困于平城”的事例，使不少政治家感到，光靠征兵组织起来的军队，不足以抵御匈奴的袭扰。晁错从秦代的历史教训和汉初的现状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征兵制不能适应边战的需要。他在向汉文帝言及兵事和陈述防御匈奴的方略时说：“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百不当十。”“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1]从这些建议中看出，晁错虽然尚未否定征兵的意义。但他已经认识到，在作战对象转移的情况下，一依征发内郡之卒守塞，“一岁而更”，难于适应时变。因此他主张急需“徙民塞下实边”；边关要地“选练”得力的边兵；采用“归降蛮夷”配合边民共同守边，改变兵源结构。 武帝之时，在长期的战争中，尽管汉军势力伸到漠北，但“士物故者，动以万数，民多买复，征发之士益少”。由于损兵折将，兵源枯竭，内郡征发之士不足以御敌。于是统治者着眼于扩大兵源。这就是：(1)大量使用“夷兵”；(2)谪发，以“七科谪”充边；(3)为“招募”，将“六郡良家子”，“善于骑射”，而又熟习胡人性能者招募为兵。这样既充实了军队数量，又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条应劭在注释“募兵”时说：“旧时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招募)精勇。”其说当是。

从战略战术来考察，汉初以来，对“蛮夷”、“北胡”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防守。如筑长城，修关塞，设烽燧，严刁斗。同时，在汉、匈对阵的几十年中，汉军方面参战的主要是车战、步兵，匈奴则主要是骑射。由于双方参加作战的兵种的性能不同，双方战略战术殊异，故战场上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匈奴手里。

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二帝为他积蓄了雄厚国力和繁殖了大量马匹的基础上，对边防的指导思想，开始了由过去的专守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其具体对策：一是大规模地建设和运用骑兵。二是创立和运用新的战术。如主要采用快速机动、猛打穷追，连续突击，千里迂

回，两翼包围，远程奔袭等，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三是更新与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汉官仪》中讲到的“五兵”，有“弓弩、戟、楯、刀剑，甲铠”等，这些兵器中以劲弩、长戟最为重要。汉法规定；“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可见这种兵器是比较精良的。

由于武器不断更新和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这也要求必须选练士卒，加强训练。因为光靠征兵制下的内郡壮丁“一岁而更”，难于熟习骑马和操弩的技术，只有招募精强的士兵，且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担当起作战的任务。到了东汉，随着更戍役制的松弛，则不仅大量动用募兵出击征伐，就是屯戍边境的军队也多用募兵。国家有事多赖募兵，募兵愈多便征兵愈衰。所谓“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当是这一情况的简要概括。

征兵渐衰、募兵日盛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方向，即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发展。

汉武帝击匈奴：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公元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高祖以来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奴正式宣战，先后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了匈奴威胁，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扩张了西域版图，将匈奴置于被动称臣的局面，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武帝时对匈奴的战争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以前119年的漠北决战为标志。之前为第一阶段，之后经17年休战，从太初二年（前103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为第二阶段。

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上谷、渔阳。武帝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这是西汉对匈奴的第一次大战役。卫青率领四万大军从云中出发，采用“迂回侧击”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县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匈奴白羊王、楼烦王见势不妙，仓惶率兵逃走。汉军活捉敌兵数千人，夺取牲畜一百多万头，完全控制了河套地区。因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汉武帝在此修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设置朔方郡、五原郡，从内地迁徙十万人到那里定居，还修复了秦时蒙恬所筑的边塞和沿河的防御工事。这样，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了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方基地。《史记》《汉书》盛赞此仗汉军“全甲兵而还”，卫青立有大功，被封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

汉匈战争第一阶段汉取得极大的胜利，到前119年的漠北决战则达到胜利的顶点。此战的结果是匈奴在战争中直接丧生近10万人，这对匈奴的打击是致命的，匈奴能作战的部队基本被消灭。漠北之战的结果是“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这之后，边境不见匈奴踪迹。

匈奴不甘心在河南地的失败，一心想把朔方重新夺回去，所以在几年内多次出兵，但都被汉军挡了回去。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春，汉武帝命卫青率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发；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都受卫青的节制，率兵从朔方出发；李息、张次公率兵由右北平出发。这次总兵力有十余万人。匈奴右贤王认为汉军离得很远，一时不可能来到，就放松了警惕。卫青率大军急行军六、七百里，趁着黑夜包围了右贤王的营帐。这时，右贤王正在帐中拥着美妾，畅饮美酒，已有八九分醉意了。忽听帐外杀声震天，火光遍野，右贤王惊慌失措，忙把美妾抱上马，带了几百壮骑，突出重围，向北逃去。汉军轻骑校尉郭成等领兵追赶数百里没有追上，却俘虏了右贤王的小王十

余人，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有几百万头。汉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收兵回朝。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二月，汉武帝又命卫青攻打匈奴。公孙敖为中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信为前将军，苏建为右将军，李广为后将军，李沮为强弩将军，分领六路大军，统归大将军卫青指挥，浩浩荡荡，从定襄出发，北进数百里，歼灭匈奴军数千名。这次战役中，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率800精骑首次参战，取得了歼敌两千余人的辉煌战果。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休整，一个月后再次出塞，斩获匈奴军一万多名，取得了辉煌战果。在这期间，唯一的一次较大战事是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匈奴与西羌呼应入侵五原事件。汉派徐自为率十万人平定了西羌人的叛乱。对于乘机打劫的匈奴，汉的反应是：将军公孙贺、赵破虏各率军万余骑出塞数千里，结果不见匈奴一人而还。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巡边来到朔方，带着十八万骑兵在边境上示威。“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於汉北阙。今单于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汉。何徒远走，亡匿於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於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於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

这期间，匈奴最高统治者轮换过多次，公元前一一四年，生不逢时的匈奴伊秩邪单于死去，子乌维立。乌维在位期间，同汉没有发生冲突，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劳而无功的外交交涉，汉武帝想通过外交及离间策略迫使匈奴彻底臣服，而匈奴希望通过和谈取得缓冲时间以休养生息。十年后，乌维单死，子詹师庐立，被称为儿单于。儿单于年少，喜怒无常，喜好杀人，属于暴君，导致国中多不安。这样，发生左大都尉的政变阴谋。也是在这年，汉武帝发动对西域大宛的汗血马战役，由于大宛杀汉使，导致早就想染指西域的汉朝终于找到借口进入西域。在结束西南地区的战争后，汉终于腾出手，开始实施收西域，断匈奴右的战略。通过在西域建立了据点，汉朝将匈奴势力逐步排挤出去，这个宏大的战略威胁到匈奴的生死存。这年冬天，匈奴遇上雪灾，牲畜冻饿死很多。这对游牧民族来说是致命，漠北之战后，匈奴被迫放弃漠南，居于北方困苦之地。汉在边境堡垒林列，且多迁民，汉代的长城是用于进攻的，它是补给与挺进基地，汉军可以以此为基地打击出现漠南匈奴人，在在这种情况下，匈奴不可能漠南居住。

这这样的情况下，匈奴内部存在着亲汉派和强硬派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可以猜测到匈奴存在亲汉派主张妥协解决困境。

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建元元年（ 前140），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

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

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而且有很多丝绸都是中国运的）。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汉代开辟） 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汉代开辟）

昭君出塞：王昭君，名嫱，字昭君，原为汉宫宫女。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曾三次进长安入朝，并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元帝同意了，决定挑选一个宫女当公主嫁给呼韩邪单于。王昭君听说后请求出塞和亲。她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 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后来呼韩邪单于在西汉的支持下控制了匈奴全境，从而使匈奴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

班超通西域：王莽篡汉后，收回并损毁匈奴单于玺，改授予新匈奴单于玺；甚至将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此政策激起匈奴的强烈不满，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东汉初，匈奴贵族中的反汉势力进一步抬头，常常南下扰掠，双方又兵戎相见，匈奴内部再次分裂。西域都护李崇军队被焉耆国消灭，西域与中原又断绝了联系。东汉明帝时，由于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重新控制了西域北道诸国。为了进一步恢复与西域的关系，打击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便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到达西域，争取到了鄯善、于阗、疏勒等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率疏勒、于阗等国士兵进攻隶属于匈奴的姑墨，并使莎车、月氏等国也归附汉朝。章帝建初五年（80年），提升班超为将兵长史，并派一千多名汉军援助他。班超以此为基本力量，联合西域亲附汉朝的诸国，征讨反叛、不服的地方势力，使“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附焉”。

公元48年，右薁犍日逐王比为单于，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单于倾慕汉族文化，主张与汉交好，率众附汉。北匈奴因连年天灾和对外战争而疲饥不堪，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东汉乘机出兵，公元91年，大破北匈奴。北单于率部分北匈奴人西逃康居，并辗转经里海、黑海北岸，进入东欧，欧洲人称之为“匈奴人”。

东汉末年，匈奴贵族或依附曹操，或投靠袁绍，参加北中国的割据战争，并乘机入塞劫掠，“文姬归汉”的故事便发生在这个时期。 注记：

① 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 ② 出自《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③ 出自《汉书·韩信传》。

④ 出自《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⑤ 出自《汉书·匈奴传》

⑥ 出自《史记·陈丞相世家》

[1] 以上均见《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陈傅良：《历代兵制》。 《文献通考·兵考》。 《汉书》卷四《文帝纪》。

在大土地占有的情况下，当然也可实行征兵制。因为门阀、豪强可以让奴客服役，后来有此。这里说自耕农多更有利于征兵，是就当时的一般规律而言。 《后汉书》卷七七《李章传》。 《后汉书》卷三二《樊宏传》。 《水经·比水注》。

《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