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和预防措施

浅谈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和预防措施

作者：李洪哲

来源：《活力》2009年第15期

近几年来,我们检察机关在不断加大了惩治职务犯罪的力度,同时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严厉打击职务犯罪中并没有很好地遏止职务犯罪的蔓延,甚至出现了“越打越多”的态势:在数量上越来越多,数额越来越大,职务犯罪越来越高,主体越来越广泛,手段越来越复杂,串案、窝案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已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在此我们有必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拿出相应的对策,以达到有效遏制职务犯罪的进一步蔓延。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一)犯罪主体的自我保护功能不断增强。职务犯罪是一種特定身份犯罪,是公共权力异化为私人权力的结果。也正是因为这种主体的特定性带来了犯罪分子的“自我保护”功能。犯罪前他们打着“公平”、“合法”执行职务的身份合理、合法进行,理所当然的不易受到阻碍;犯罪过程中他们实施的是以权谋利、将公权暗化为私权,可以骗取领导和同行的支持;犯罪后他们往往利用职权地位所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司法机关的侦破活动,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进行开脱罪责,无形中增加了司法机关的追诉难度。

(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易显露。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在单位内部实施的,其侵犯的对象又是属于国家或集体的公共财产,一般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侵害对象。因此,别人既不容易了解贪污者的职务内幕,又不容易与之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故不易被察觉和揭露。

(三)作案手段智能化程度高、隐蔽性强。职务犯罪主体一般文化水平较高,阅历较为丰富,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熟悉,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机制中的漏洞,以权谋私的行为方式越来越隐蔽,规避法律的手段越来越狡猾。有的一边大肆收受贿赂,一边把自己装扮成廉洁奉公的正人君子,骗取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有的为避免受贿过滥、人多嘴杂而留下后患,便尽量减少受贿次数,对一些不够斤两的薄礼不屑一顾,拒之门外;而对大额礼金、名贵物品、古董字画则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样既收到了以一当十、事半功倍之效,又在外界获取了廉洁自律的声誉。有的抓住人们对收礼不办事的受贿者切齿痛恨,而对办了事的受贿者比较宽容的心理,在进行权钱交易中,恪守无“功”不受禄的原则,对未办成事的贿赂或拒收,或退还,不惹民愤;而对办成了事的贿赂则心安理得的收下。有的对送上门的礼金来者不拒,慨然受之,然后将大大低于所送礼金价值的家中物品回赠行贿人。从而将行贿受贿行为嬗变成为亲朋好友间的礼尚往来,以掩盖受贿的实质,逃避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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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黑恶势力相勾结,充当犯罪分子保护伞。某些党政部门和执法部门领导干部热衷于结交大款,与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打得火热,或称兄道弟,或结为干亲,互相勾结,沆瀣一气,权黑结合,大肆捞取非法利益。

二、影响查处职务犯罪的几种因素

(一)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某些职务犯罪的产生与某些地方或部门的“土政策”有关,与某些领导的支持和纵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职务犯罪一旦被揭发,就会暴露出单位在管理、监督方面存在的漏洞,影响到单位及其领导者的声誉,甚至怕拔出萝卜带出泥,把自已也牵涉进去,所以他们一般不愿举报,而作党纪政纪处理。万一东窗事发,某些地方或部门领导总是从地方保护主义出发,予以保护。

(二)模糊性认识对职务犯罪的放纵。模糊学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两种事物:一种是人们可以明确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清晰的事物;一种是人们不能肯定它的性质、特征、状态的模糊性事物。职务犯罪行为中,也有一些属于模糊性行为。如贪污犯罪是特殊主体侵犯公共财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变了过去公有财产的产权关系集中,利益主体单一的格局,出现了各种对公有财产的租赁、承包、公私联营,中外合作、合营等形式。这些利益主体中特定公职人员的界定,公私财产性质的界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模糊性,对其中某些公职人员侵吞、盗窃、骗取了这些经济中的财物,是贪污还是一般侵占就难以界定。对渎职犯罪也有种种模糊认识,由于渎职犯罪在经济利益上往往不一定会给当事人带来好处,有些人就不把渎职犯罪当回事,把渎职犯罪与工作失误混为一谈,认为虽然决策错误,但“初衷是好的”,“只要吸取教训就行了,不要挫伤干部的积极性”;有的认为虽然失职渎职,但没有中饱私囊,情有可原;更有甚者,认为查处渎职案件会影响经济的发展,为了局部利益不支持对渎职犯罪案件的查处。

(三)知情人有顾虑不愿举报。受传统思想影响,大多数人对腐败现象存在心理上痛恨、行为上屈从的“小民意识”,对贪官污吏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但一旦有事要和政府机关打交道,又千方百计地找熟人、托关系想对主管人员或经办人员请客送礼。同时由于保障举报人合法权益的制度不完备,有的举报人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对贪污犯罪知情不举,不愿作证或不敢作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到知情人在举报之后,不被人理解,被同事孤立,被亲友疏远,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三、遏制职务犯罪多发势头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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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治标措施,预防才是治本之策。人们往往关注打击职务犯罪而忽视预防工作。惩办贪污腐败,令人解气,但更重要的是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以减少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损失,树立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

(一)加强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不少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一些高级干部之所以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以此为鉴,必须从思想上强化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在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思想上筑起预防职务犯罪的坚固堤坝。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要把对领导干部的教育作为重点,把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作为培训党员干部的必修课。思想教育既要突出教育的广泛性,又要讲究教育方法的多样性和针对性;既要讲实效,又要造成一定的声势。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把纪律、组织部门、宣传部门、党校、以及新闻单位,文化艺术部门的力量集中起来,发挥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优势,形成纵横交错的思想教育网络中,造成强大的思想教育攻势。

(二)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健全的监督机制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作用至关重要。监督是国家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不受监督的权力必须走向腐败。监督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增加重大决策和重大问题的透明度,实行各种公开制度和阳光作业,改革和健全各种审批制度等等。应该肯定,我们党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不少党内监督的好制度和经验。但是,监督体制还不够完善,没有形成具有足够约束力的监督体系,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监督机制方面,特别的四种监督力量是:一是反腐败专门机关的专门监督,主要要依靠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局的作用,要保证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同时发挥纪律检查的党内监督作用。二是要高度重视和发挥人大和政协的监督功能,有各种法定的监督方式,而政协的民主监督则是我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这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政治制度。三是要鼓励新闻媒体发挥监督功能,通过公开曝光和披露来促使腐败现象得以收敛。四是强化经济监督。这方面的监督主要是指国家授权经济监督职能的专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内部的监督机构,如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等按照一定的法律、制度和纪律对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以及国家公务人员的经济行为进行监察和督促,这是防止贪污、贿赂、挥霍浪费等职务犯罪现象的重要手段。

(三)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积极有效地开展个案预防和重大工程的职务犯罪预防,针对同一系统职务犯罪的作案手段、作案方法,犯罪心理,发案规律大体相同的状况,通过对已出现的职务犯罪进行专题调查研究,分析职务犯罪形成的原因、特点、规律、机制,指出在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落实整改方案,创建新的管理制度,避免同类犯罪再度发生,对于重大工程,我们要在发包工程前对工程预算、施建的招标,工程质量、工程安全等进行层层预防和监督,使其避免工程中出现职务犯罪,同时我们还要和群众反映强烈,发案较为突出的联系点,制定联系办法,推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增强防范和控制能力,实施重点专项预防,要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对象,领域扩展到国家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法制建设和廉政建设等重点部门。要加强与重点部门的联系和配合,帮助建立完善内部管理监督机制,主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其自身预防机制的形成和完善,进而推动建立社会整体防范工作体系,使其不断的深入发展,发挥预防网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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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健全和规范法制制度。现在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要建设法治国家。由于行政权是一种由国家行政机关主动行使的权力,其作为或不作为均必须依照法律的授权和规定,否则就容易扰民,进而形成腐败,要依法行政必须重点抓住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执法。一方面必须切实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工作。这方面主要由上级及中央制定。另一方面要克服执法中的“软骨病”,排除各种干扰,刚正不阿执法。要坚决杜绝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以及贪赃枉法的职务犯罪问题发生。

总之,我们只有建立在对职务犯罪本质问题的清醒认识上,运用各种手段、途径、措施来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着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真正做到依法管好“权”,认真管好“钱”,切实管好“事”,严格管好“人”,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工作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作用,坚持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把职务犯罪控制在最低限度,才能更加有效地为改革、发展、稳定创造良好的法制和工作环境,为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编辑/丹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