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商品经济发展转折点,究竟是不是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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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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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5-01 22:30
在商鞅变法前后，秦国的商业发展是一个什么状态？
相关的资料有限，描述的景象，却与我们基于《商君书》的议论而想象出的“抑商”景象大不相同。
秦献公七年（前378年），“初行为市”。
这个“市”的初设，不是说秦国之前没有商品经济，而是说“东方意义”上的由*管理、控制下的市场，不存在，所以才要初设。
秦献公十年（前375年），“为户籍相伍”。
又是一个初创，在此之前，秦国并没有施行“什伍”编户的户籍制度，等到这位在魏国*多年的落魄公子回国后，才终于从关东国家学到了这一套。
而“编户齐民”恰恰是由“封建国家”向“吏治国家”迈进的重要里程碑，即国家管理制度的变革，所以何炳棣先生才提出了“秦献公改革强秦”的观点。
“市”的设立，发挥的作用类似，即将整个国家的商业交易行为纳入控制范围，核心点即在于“控制”。
正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所描述的：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核心问题即“君废法、臣服私”，也就是主弱臣强，而秦献公终结了秦国长期的内乱之后，开始与“臣”争权，整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了商鞅变法的时代，才算基本完成任务。
这之中，对于商业利益的争夺，正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秦国商业过于落后，恰恰相反， 秦国一直存在着区域商业中心。
见《史记·货殖列传》：
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
秦文公、秦德公的国都雍城，地处要冲，恰能沟通陇西和巴蜀的特产，因而“多贾”，也就是商人众多。
秦献公迁都栎阳，北通戎狄、东通三晋，所以也有很多“大贾”，也就是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定都咸阳，后被汉朝继承为首都，长安及诸陵县属于四方辐辏之地，交通枢纽，地方小而人口多，所以，当地百姓更积极参与末业的经营。
这段记载中，特别强调了雍城、栎阳“多贾”、“多大贾”，时间均在商鞅变法之前，而商鞅变法之后，吕不韦、乌氏倮、巴寡妇清的存在就不多说了，只看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所说：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珠玉、美人、良马、金锡、丹青、首饰、绢缯、锦绣，全部来自于秦国之外，其来源自然只能是通商交流，从结果上看，至少在秦始皇刚刚拿下吕不韦的时代，秦国的商业交流仍然异常活跃。
过往的讨论，往往将商鞅变法和吕不韦下台作为秦国前后两个“商业繁荣时代”的断限节点：
即自秦文公至商鞅变法之间，秦国的商业活跃，之后施行了严厉的“重农抑商*”（依据是《商君书》的相关言论），沉重打击了商业和商人。
直到大商人吕不韦执政，又开始了放宽*（依据是《吕氏春秋》的相关言论），秦国的商业和商人再次活跃。
等到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贾人”南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农抑商”时期。
借此解释《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与其“重农抑商”论断的矛盾，而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因为商鞅变法的举措，根本不存在什么“转折点”，见《史记·商君列传》对其改革措施的记载：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
这些*之中，与商贾有关的，仅有两处：
1，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2，平斗桶权衡丈尺。
后者统一度量衡，一定有利于商业的发展。分歧在于前者的断句究竟是对商业有利还是有害。
过往常为“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也就是说，“事末利者”与“怠而贫者”是并列关系，然而，“事末利”应该与前句“僇力本业”的作用相同，属于行为描述，而非指代人群的名词主语。
即“事末利及怠”+“而贫者”，翻译过来就是，因从事“末业”以及因“怠惰”而致贫的人。
对此，《史记·索隐》的注释是：
怠者，懈也。周礼谓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贫者，则纠举而收录其妻子，没为官奴婢，盖其法特重於古也。
也就是说，《周礼》中对于“怠而贫者”本身就有收入官奴婢的规定，也就是说，对于“贫民”，因为你穷，官府就有天然的“权力”把你全家都贬为官奴。
而所谓的“怠惰”，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逻辑参见《韩非子·显学》：
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
翻译过来就是，没有意外情况发生，却受穷的人，要么是奢侈，要么就是懒惰，“事末利”自然是“求侈”，而怠、惰本来就是一回事。
总结一下，你可以“事末利”，但是你不能穷。
事实上，秦律中明确有对“贫民收孥”的条款，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
可(何)谓人貉？谓人貉者，其子入养主之谓也。不入养主，当收；虽不养主而入量(粮)者，不收，畀其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