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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黄晚年贬谪心态与文学创作比较
苏、黄晚年贬谪心态与文学创作比较
绍圣元年（1094），同为元佑党人的苏轼、黄庭坚被贬，直至当时最险恶的偏远之地儋州、宜州；黄庭坚不幸卒于贬所，苏轼虽遇赦，但亦于北归途中去世。苏、黄晚年经历相似，但由于思想、个性气质各异，面对苦难的态度有较大差异，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本文拟以苏轼、黄庭坚晚年心态、在儋州和宜州的创作做对比，试图勾勒东坡居士和山谷老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心路历程。
一、 思想、性格比较
苏、黄身处同一时代，同列“元佑党人”，人生遭际大致相似；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在思想和人格追求上与苏轼相契合；苏、黄同为宋诗的代表人物，在审美观方面有共通之处。但“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二人思想性格的差异必然存在，而且这种差异会随着岁月流逝愈见突出。
在早年不同的人生历程中，苏、黄二人形成了同中有异的性格、思想。
我们常说，苏轼的一生是极不平凡、极不平坦的一生，这种不平坦主要是指他仕宦生涯中的不平坦，他既有过三次被贬、两次*外任的厄运，也有过一年内官升*的鸿运，可谓穷达荣辱变幻无常。但“奋厉有当世志”[1]的思想贯穿苏轼的一生，他的政绩从正面、被贬谪从反面都证明了他从未放弃过“致君尧舜”的努力。他思想中的释、道成分总体而言也是为化解儒家“出世”时的痛苦体验而存在的。同时，苏轼的个人生活相对稳定，物质生活少有匮乏时，情感生活丰富。深切的丧妻之痛、怀弟之情能通过文字得以渲泄，被贬时也能主动与当地人民交往，减轻痛苦。应该说，苏轼的性格是外向型的。
相比之下，黄庭坚没有苏轼曾经的为官鸿运，却也两度饱受贬谪之苦，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说，黄庭坚不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强烈*主张的人，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他有苏轼那样引人注目的政绩，没有看到他像苏轼那样完全融入为官地或贬谪地人民的生活中，甚至他对新法的异议与抵制，也只是一名正直的封建士大夫从实际出发所作的适度反应，并非有意识地介入新旧党争[2]，尤其不同的是，为官对黄庭坚来说只是一种不得已的生活选择，是为家境计。在思想上，黄庭坚认同儒学传统，主要是在道德心性的修养方面，这与他的人生际遇、个性特征和深厚的禅学修为有关。黄庭坚的苦难体验主要在私人生活方面：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寄人篱下、成年后十年间两次丧偶；个性温和、内向；最重要的是，黄庭坚一生与佛教结缘，幼年常随祖母参拜佛寺，早年就很少有建功立业的雄心，相反地表达了更多出世的情怀，中年以后思想与佛教黄龙宗（主张以出世为入世的特征）多有契合之处，明人袁衷就说：“黄、苏皆好禅。谈者谓子瞻是士大夫禅，鲁直是祖师禅。”(《庭帐杂录》卷下)。可见，黄庭坚的儒家思想带有浓厚的理学家成分，而少有*家成分。面对苦难，他会更多地向内心、思想寻求解脱，以达到圆融之境。
二、 在儋、宜生活情况比较
黄庭坚《题自书卷后》中有这样的记录：
予所僦舍喧寂斋，虽上雨傍风，无有盖障。市声喧愦，人以为不堪其忧。……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3]
苏辙所撰《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也写道：
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4]
可见苏、黄初至贬所都遭受了较严苛的**。当时，以苏、黄二人的文名，同情、仰慕二人的士绅遍布天下，但由于朝中“尽杀元佑党”的势力占据要津，甚至与苏轼交厚的*都受到了严厉制裁，如费衮《梁溪漫志》就有：“东坡之在儋，儋守张中事之甚至，……张竟以此坐调云”的记载，因此大部分人在初见二人时保持观望态度实是人之常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好转了。但好转的方式和方向呈现出差异：
贬谪黄州让苏轼对贬谪事件本身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儋州经历了最初的困顿潦倒后他依然坚持建功立业的信念，只是方向由*转向了学术，将大部分的心血倾注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上，希望学问文章能精益求精以“立言”。同时，他放弃了*上的努力，而是真诚地融入当地百姓生活，饮食衣着完全黎民化，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海南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事，在海南文化、医药、生产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亲人（幼子过和妾朝云）的陪伴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慰藉。苏轼在学术追求和人际交往中慢慢解脱了苦难。
在宜州的黄庭坚则不一样。苏轼曾居官显赫，远谪儋州也只是“安置”在“琼州别驾昌化军”，而黄庭坚则是“除名羁管宜州”，是被编入地方军队中服役的软禁；同时，由于其内向的个性特点，在当时当地无一亲友、生活环境又异常糟糕的情况下，他不可能像苏轼那样从与当地百姓的交往中寻求心理突破口，而只能通过自身思想努力化解苦难，达到一种人生无奈至极的解脱，更不用说联想到老朋友秦观谪逝藤县时的物伤其类给他造成的巨大影响了。这也是苏轼在儋州仍时时盼望北归，而在宜州的黄庭坚随遇而安，从未流露出能被赦还的奢望的原因，他偶尔也有“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的感慨、绝望，更多的却是承受苦难的坚忍。
更不同的是，黄庭坚在宜州的生活由窘困到闲适的转变非常明显：“在崇宁三年，他被羁管，没有亲朋好友在周围，很苦闷，情绪不佳。其兄（指黄大临，字元明）至宜州后，他的处境有了变化，不再受羁管，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地方*对他友好了，他的朋友多起来了，他的生活很快活，有诙谐幽默的情趣，似谪仙人般的洒脱。”[5]在黄庭坚取得心灵的超然的过程中，外部力量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两相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身份认同上，苏轼更是一个“入世”的士大夫，他重视事功，在总结总结仕宦经历，明确荣辱生死皆空之后，在儋州贬所他最终能以文化精英身份回归民间，取得了海南黎民的认同，他的人文精神获得了来自另一个阶级的理解，这是最具有历史价值的转变。
而黄庭坚因为有不重视仕宦沉浮的心理基础，他更是一个“出世”的文人。他内向型的个性特征让他不可能像苏轼一样，主动从与人的交往当中获取力量，他只能从自身佛教思想、对贬谪事件本身已经具有的承受力和随年事日高而日渐超然当中努力化解苦难。当黄元明的到来让他生活的外部条件改善时，他的生命才重新舒展起来。
三、 创作情况比较
苏轼从绍圣四年（1097）贬儋州到元符三年（1100）五月北归，其间共三年时间，从著作看，苏轼在儋州创作了诗词140余首，散文百余篇，书信40余篇，《书传》一部，并对《易传》和《论语说》进行了修订。黄庭坚从崇宁三年（1104）5月抵达宜州到崇宁四年（1105）9月卒于小南楼，在宜州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6个月，在此期间，他留下十余篇文章，《乙酉家乘》（又称《宜州家乘》）日记，诗11首，词4首。排除时间长短的因素，只从数量、质量上比较，苏轼的创作情况明显比黄庭坚要好。
从内容上看，苏轼的诗、词、文题材大多是他与当地人民的交往和自己“超然自得”的生活情趣的（如《谪居三适》），他“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更着黎衣冠”、“农夫告春事，扶老向良田”、“乡老有逢迎”、“酌酒话交情”（《集归去来诗十首》），这种宁静的创作心境从他初到海南就奠定了，请看《试笔自书》：
吾始至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而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己而思之，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四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6]
作者以拟人化的妙想妙喻来自嘲、自笑、自解，深刻地反映出对自己的仕途坎坷的忧伤，以及坚信一切逆境终将过去的旷达胸襟。这时苏轼的创作平白如话，与他所追慕的陶渊明有了共鸣。所以在离开海南北归时，他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的诗句，完全以一种镇静超脱、悠然自得的心态来对待贬谪生活。
黄庭坚在宜州的创作题材绝大多数是抒写自身生活和感受的。与苏轼不同的是，他的创作心境在整体的平静下有一丝小涟漪。最初的在宜诗作中，黄庭坚还保持了那种虽以沉痛悲愤入笔，又能很快超然活脱出来的怡情养性的心态，似乎并没有悲观消极的情绪。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生活的窘迫就丝毫也没有影响到山谷老人的心境吗？答案是：有影响。《予去岁在长沙数与处度元实相从把酒自过岭来不复有此乐感叹之余戏成一绝》：
玄霜捣尽音尘绝，去作湖南万里春。想见山川佳绝地，落花飞絮转愁人。[7]
从这首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崇宁二年山谷老人在长沙时能与好友们玩乐饮宴，而在宜州举目无亲，只感到了衰老和孤独的侵袭，这时回首往事，真正是百感交集，只身处荒蛮之地，再看眼前的落花飞絮，愁绪不禁涌上心来。诗中的心态不再是之前的超然物外，而有了些许的哀愁。这样的情绪在山谷老人同时期的词作中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8]
——《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此词俞陛云评：“山谷受遣之日，投床酣卧，人服其德性坚定。此词殊方逐客，重见梅花，仅感叹少年，而绝无怨尤之语。诵其词可知其人矣。”[9]但结合前词及诗，可知此评并不能完全服人。黄庭坚是“菜肚老人”，笃信佛教，平生不嗜酒，此词直接提及酒，直说“愁”、“忧”，甚至 “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黄庭坚从绍圣元年（1094）离开汴京贬涪州到崇宁三年在宜州正好是十年，十年间他的诗词创作还未曾有如此的表达，可见初至宜州的他心情是何等之凄凉！当然其间的确未有怨尤之词，只是表达了人生的哀愁，山谷老人“德性坚定”，加之参佛功力之深，面对苦难早已达到了超脱的境界，但在宜之初，没有亲朋好友，只有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孤寂，抒发些许的愁绪完全是人之常情。其实，就黄庭坚的诗词创作总体而言，在宜词创作的比重较诗创作比重远远要大，而在他生活出现转机之前的词作也要比后来的多，这两点本身就能说明他的心态当时更倾向于面对苦难的承受和无奈。在《跋与张载熙书卷后》中他也有这样的心绪流露：
会予迁入宜州城中，土木之功纷然作于前，不能有佳思，……书此心手与笔俱不相得。……
老夫久不观陶谢诗，觉胸次愊塞，因学书尽此卷，……一日饮屠苏，颇有书兴，案上有墨沈而佳笔莫在，因以三钱鸡毛笔书此卷，由知者观之在手不在笔哉。[10]
他虽然在日喧夜寂的“喧寂斋”中痛苦度日，只有饮酒才有诗兴，但却能偶尔苦中作乐，以“三钱鸡毛笔”写字，还道出书法真谛“在手不在笔”，甚至教人写字之法（《跋与张载熙书卷后》），讨论“牧护歌是何等语”（《题牧护歌后》），可见山谷老人虽有轻愁，但还是能时时“跳出三界外”，在内心的世界里自得其乐的。而且很快随着黄元明的到来，生活处境的改善，这种内向型的超脱走了出来，原来的轻愁也消失了。
霜须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酝觞。明月湾头松老大，永思堂下草荒凉。
千林风雨莺求友，万里云天雁断行。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11]
——《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
兄弟相聚一扫山谷老人心头的孤独凄冷，故虽为离别之作，诗歌却能以较舒朗的心情开篇。黄元明离开后山谷老人的创作就完全表现了一种身处逆境却能安之若素的超然。另有一词：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12]
——《南乡子·重阳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此词是山谷之绝笔，明代沈际飞《草堂诗余四集》卷二评此词：“自叹自乐，善于处老”。的确如此，之前的愁绪已经完全被洒脱取代。
从作品风格看，苏、黄的迁客身份让他们的文字都更平淡，也更见性灵之美；随着老境毕至，苏、黄的诗歌作法纯熟老辣，同时也显示了殊途同归之妙，苏轼的创作以情性称道，而黄庭坚因提倡“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而被称为“有形式主义倾向”，但从在儋州、宜州的创作看，他们都有一种历经沧桑与磨难而无所用智之后的平淡，都是对生命彻悟之后的从容。他们都不再执著于某一种风格，尤其是黄庭坚，虽然爱用典、喜化用前人成句的特点还在，但此时他的作品既能完美抒情，又不露刀斧之工，更见圆融之美。作为“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为后世树作诗之法，在方*上给学诗之人指明了道路
